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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 新华网 让新闻离你更近
发表于:2018-08-10 22:51 分享至:
【编者按等】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本报从今天起,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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